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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國年鑑學大師布洛克的最後遺作

一九四○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法軍不到一個月就潰敗於德軍閃擊戰下。五十四歲毅然從軍的布洛克，以他親身的經歷和史家的角度，評斷這場「奇怪的戰敗」。

本書寫於1940年7月，即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被德國打敗之後。但於布洛克死後才出版，也是他的最後一本書，內容是對1940年法軍步兵猝敗於德國閃擊戰下的簡略評論。

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布洛克以54歲的年紀被動員徵召，放下家中的六個小孩，先在史特拉斯堡的參謀部服役，後來轉到第一軍參謀部擔任油料補給的任務。敦克爾克大徹退時抵達英國，再渡海回到法國的諾曼第，但因敵軍阻擋，轉向布賀塔尼地區，甚至脫去軍裝避開追捕。後來在中南部和家人會合，於此地寫下了他對法國戰敗的看法。由於他親身經歷戰敗的過程，甚至仍處在危險之境，但依舊清晰鎮靜的寫下對法國軍方的失誤檢討，其評判嚴厲但正確。

作者簡介

馬克．布洛克（Marc Bloch, 1886-1944）

法國年鑑學派大師。他與費夫賀於1929年共同創辦了學術期刊《年鑑》，亦開啟了後來知名的「年鑑學派」。他一生的學術成就集中在中古封建制度的研究上。生前未完成的著作手稿《史家的技藝》在史學方法上對後世留有諸多影響，與E.H.卡耳的《何謂歷史》常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本史學理論書籍。他28歲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並獲得四次勳章，戰後任教於史特拉斯堡大學長達十七年。54歲時再度以巴黎大學教授的身份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法軍不到一個月即潰敗。在德軍佔領法國和部隊解散後，他到法國自由區教學，由於猶太人血統，四處逃避納粹追補，後來加入地下抗德工作。1944年6月在里昂被補，最後遭到特務組織蓋世太保槍殺，享年58歲。其他著作有：《神聖的觸摸》、《皇帝與農奴》、《法國農村史的特徵》、《封建社會》。

譯者簡介

陸元昶

北京大學中文系，通法語、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等。翻作有《修女》、《拉摩的侄兒》、《和尚與哲學家》、《生活在古埃及》、《蒙娜麗莎：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佛羅倫斯婦女》及阿根廷畫家季諾的漫畫集等。

第一章 證人的介紹

這些紙頁將來有可能發表嗎？我不知道。無論如何，很有可能在很長一段的時間內，只有我最親近的人才能看到。其餘的人除非是私底下，否則必須要過了很久之後才能讀到它們。但我還是決心寫出來。這份努力將是艱苦的：因為對我來說，也許聽從疲勞和沮喪的建議會更合適一些！但是，證據只有在最新鮮時記下才有用，而我又不能確信這些證據是完全無用的。我堅信遲早有一天，法蘭西將看到在她那已被賜福，有著那樣多收穫的古老土地上，思想和判斷的自由之花重新開放。那時，被隱藏的案卷將被打開；在我們的歷史中最難以忍受的、崩潰的周圍。從現在開始堆積起來，時而是無知、時而是欺騙的迷霧，將一點一點地被揭開；也許，那些致力於穿透它們的研究者――如果他們能夠發現它的話――將會發現，翻查這份一九四○年的筆錄，是有些益處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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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，我要寫的不是回憶錄。在眾多的事物當中，一個士兵的小小個人冒險經歷在此時並不重要，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操心，而不是去研究別致或幽默的細膩快感。但是證人需要有公民身分。在對我所能見的事物做一次概述之前，應該先說說，我是用什麼樣的眼光來觀看這些的。

書寫並教授歷史，就是我即將服務屆滿三十四個年頭的職業。它引導我去翻閱各個不同年代的大量檔案，以盡我所能的，在其中分辨出真實和虛假；並且大量地觀看和觀察。因為我一直認為，一個歷史學家的首要義務就是「對生活」感興趣，正如我的老師皮萊納（Pirenne）所說的。我在工作中對農村事物的特別關心，最終使我確信，如果不關心當前，也就不可能理解過去；對於農村的歷史學家來說，一雙審視農田形狀的利眼，就和破譯古老魔術書的天賦一樣，是必不可少的。正是這些批評的、觀察的，並且我希望，也是正直的習慣，我努力將之應用在那些悲劇性事件的研究中。而在事件中，我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演員。

我所選擇的職業，通常看起來是屬於最不驚險的職業。但就這一點來說，我的命運，幾乎與所有的同代人一致。命運兩次把我拋出平靜的道路，其間相距二十一年。另外，它還使我對這處在戰爭中的國家的不同面貌，有了一種體驗，我認為是具有相當特殊的廣泛性的。我參加了兩次戰爭。我於一九一四年八月，身為步兵上士，開始第一次的戰爭經歷。當然是身在軍隊當中，幾乎可說是位於一個普通士兵的水平。接下來，我擔任排長，隸屬於軍區參謀部的情報官員。最後，是帶著上尉軍銜，做為軍長的副手，繼續參加戰爭。到了我第二次參加戰爭時，我已經在軍階的另一端，體驗到這個階級的大部分生活：在軍隊的參謀部，經常與總參謀部來往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這種穿越人類制度和人類環境的切割，並非如此缺少變化。

我是猶太人，如果不是基於宗教的理由來判別與否，至少是由出生血統而來。我從未從事過猶太人的宗教活動，而且也沒有從事過別的宗教活動。我既未因出身感到過驕傲，也並沒有因此感到過羞恥。因為，做為如我所希望的優秀歷史學家，清楚的知道種族傾向是個神話，而且純種族這個概念本身，當企圖應用在從整個土耳其—哈薩爾（turco-khazar），和斯拉夫的地中海世界招募的一群信徒身上時，只不過是特別突顯出荒謬而已。我從來只在一種情況下公開申明出身：即面對反猶主義者時。但是，也許那些未來對我留下的證據持反面意見的人，將試圖毀滅這證據，同時把我當成「外國佬」。但我只需回答他們，我的曾祖父是（一七）九三年的士兵；我的父親在一八七○年，在遭圍困的史特拉斯堡服役；我的兩個叔叔和我父親在它被併入第二帝國後，自願離開他們出生的阿爾薩斯；我就是在這愛國傳統的教育中被養大。走出阿爾薩斯的猶太人，一直都是這傳統最熱心的支持者；最後，在今天的法國，雖然有些人合謀要把我驅逐出去，並且也許（誰知道呢？）他們會成功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始終無法把自己的心從法國根除。我生在這裡，我喝了她文化的泉水，我把她的過去變成我的，我只有在她的天空下才能好好呼吸，而且我也會盡全力來維護她。